中国音乐史上最有价值的考古发现

1978年,湖北随县擂鼓墩曾侯乙墓出土了大批乐器。曾侯乙墓位于湖北随县西北2公里处,墓主为曾国的一个叫乙的君王,墓葬入土时间约在公元前433年,其时正是战国初期。整个墓随葬物品丰富,共有青铜礼器、乐器、兵器、用器、马车器及金器、玉器约10000多件。在墓的中室和东室出土了124件乐器,包括了编钟、编磬、十弦琴、五弦琴、瑟、笙、笛(或篪)、排箫、建鼓、小鼓等,有些乐器尚属首次出土,是我国音乐史上最有价值的一次考古发现。

 

先秦时期,我国就发明了多种多样的乐器,随着岁月的流逝,仅能在史籍上见到它的名字,有的甚至连名字都被人们遗忘,曾侯乙墓出土的十弦琴、五弦琴、排箫等,就是这方面的实例,它使失传多年的几种古老乐器重见天日。这次考古活动最有意义的莫过于曾侯乙编钟的发现,它的出土引起了整个世界的关注,成为中国乃至世界考古史上的一件大事,被誉为世界古代文明史奇迹之一。

钟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,新石器时期已有陶钟发现,夏、商后随着青铜冶炼术的出现,钟的制作材料也多由陶土改为青铜,出现了许多铜钟。钟分为特钟和编钟,单个的钟称特钟,按一定的音列关系组合在一起的钟,我们称之为编钟。从考古发现看,编钟的件数有多有少,少则3件,多则10余件不等,但曾侯乙编钟共有64件,是迄今为止我们所见的最庞大的编钟。

钟架位于墓室的西面和南面,钟架呈曲尺形,立柱上下层由6个佩剑的青铜武士和几根圆柱承托,钟架上悬挂总重量达3500多公斤的65个编钟。上层为纽钟,中下层为甬钟。甬钟各有3组,共45件。除纽钟和甬钟外,还有一件铜镈,是楚惠王送给墓主的礼物。铜镈的铭文显示该镈制作于楚惠王五十六年,即公元前433年。钟、磬两种乐器,虽在曾侯乙墓发掘之前,在一些年代早于曾侯乙墓的古墓里已发现了许多,但像曾侯乙编钟那样有完好的钟架,钟体井然有序地悬挂其上,则是前所未见的。

曾侯乙编钟规模宏大,气势雄伟,其制作之精美、数量之众多、保存之完好均为现代音乐考古之最,全面展示了中华民族灿烂的古代音乐文化。经专家测试演奏表明,曾侯乙编钟音色丰富优美,音域宽广,音列充实,音律较准。其音响已构成倍低、低、中、高4个色彩区。其音域自大字组的C至小字组的d,跨越了五个八度,其中中心音区的三个八度可以构成完整的十二个半音,并可以转调,这意味着它可以演奏任何五声、六声、七声音阶的乐曲,也意味着春秋时中国不仅有五声音阶,也有七声音阶。能演奏采用和声、复调以及转调手法的乐曲。公元前5世纪的乐器,竟具有如此水平和性能,不能不说是音乐史上一大奇迹!充分说明了古代的青铜冶炼铸造技术的高超,也显示春秋战国时我国音乐已发展到一个极高的水平。

曾侯乙编钟在音乐理论方面的价值在于它的铭文,整套编钟共有约2800字的铭文,标明了各钟发音属于何律的阶名及其与楚、晋、齐、周、申等周围各国或地区的对应关系,为研究我国传统乐律学和音乐理论提供了宝贵的资料。这些铭文简直可称为我国古代最早的一部乐律书,它的出现弥补了古代文献关于乐律方面记载的不足,纠正了先秦无“变宫”的说法,为我们认识春秋战国乐律学的发展状况及其演变提供了可靠的依据。

曾侯乙编钟的每件钟体都能发出两个乐音,这两个乐音间呈三度谐和音程,很有规律,在钟体的正鼓和侧鼓都有标音铭文,只要准确地敲击其部位,就能发出所标明的乐音。这种一钟双音的现象,音乐家们在研究西周钟时已有察觉,但有人怀疑,直到曾侯乙编钟出土,铭文并标明为双音才得以确认。曾侯乙编钟的音响和铭文充分证明,一钟双音不是个别现象,而是有意识地制造出来的,是一项了不起的创造。

曾侯乙墓乐器的制作是当时音乐艺术和青铜铸造工艺完美的结合,它表明春秋战国时期我国音乐和科学发展的水平位于世界的最前列,具有辉煌的成就。作为一个侯国的曾国就已经具备了如此宏大的乐队,可想而知,那些实力更加雄厚的国家宫廷乐队的规模又当如何。所以曾侯乙墓的乐器只显示了古代灿烂音乐文化的一角,但仅仅这些也足以让世人为中国古代音乐之成就而惊叹。世界著名音乐家梅纽因在听了曾侯乙编钟的演奏后说:“世人只知道古希腊的音乐艺术是那个时代的高峰,他们还不知道中国音乐。但是我们再也听不见古希腊的乐器能有什么样的声音了,只有中国的这一套编钟,还能把2400多年以前的乐音再现在我们的面前。”